美國《福布斯》雜志前不久發(fā)表的2007“全球稅負痛苦指數(shù)”稱，中國稅負僅次于法國、比利時，名列世界第三。對此，財政部副部長王軍日前在廣西表示：中國的稅負并不高，在發(fā)展中國家中處于居中位置�！陡２妓埂放判邪癜迅鞣N不同的稅率簡單相加計算稅負，這樣的比較很不科學，不是國際公認的客觀指標。
而在此之前，世界銀行與普華永道也聯(lián)合公布了一份全球納稅成本的調(diào)查報告，中國內(nèi)地由于“每年872小時的納稅時間、47項需繳納的稅種、77.1%的總稅率”，在175個受調(diào)查國家（地區(qū)）中，排名第168位，納稅成本高居第八位。國家稅務總局立即作出回應，全然批駁了該報告，理由也是“統(tǒng)計方法有問題，計算也不科學”。
稅負的計算是一個非常專業(yè)的問題，對一般人來講，要說清其計算方法都有點勉為其難，更不要說去計算實際稅負了。既然別人的計算都不科學，那有關部門為什么不能拿出自己的稅負指標體系，也象《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shù)那樣，對世界各國進行實際排名，看看我們的稅負究竟高不高呢？
其實，不管怎么計算，那終究只是一種紙面上的數(shù)據(jù)，而稅負的高低，關鍵在于民眾的感受。就目前民眾的感受來講，可能更傾向于《福布斯》的說法。以個人所得稅為例：1981年城鎮(zhèn)職工的平均工資是每月60元，個稅起征點為800元，是月工資的13.3倍；今年前9個月城鎮(zhèn)職工的月平均工資為1853元，起征點1600元，僅為月工資的86.3%.結果，在《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diào)查中，竟然有超過97%的人要求提高個稅的起征點�？梢�，在稅負的問題上，有關部門的統(tǒng)計和評價與普通民眾的感受之間差異巨大。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培勇解釋說，那是因為作為納稅人的企業(yè)或居民與作為征稅和用稅主體的政府部門，看待稅負的依據(jù)不一樣。企業(yè)或居民咬定中國的稅負重，論證的依據(jù)是現(xiàn)行稅制的規(guī)定。比如，個人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45%，企業(yè)所得稅的稅率33%，增值稅的稅率17%等等，它們與其他國家的相關稅制比起來，確實不輕，甚至有些偏重了。政府部門認定中國的稅負輕，其依據(jù)是實際稅收收入額占GDP的比例。比如，2005年，全國稅收總額僅占當年GDP的15.8%，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稅負甚至有些偏輕了。
的確，在稅負問題上，民眾與政府之間的認知差異，確實與我國當前名義稅負、實際稅負之間存在巨大差距有關。但筆者認為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或者說還不是根本的原因，因為在現(xiàn)實中間，還有一些更為重要的因素在加重民眾的“稅負痛苦指數(shù)”。
首先，民眾的總體稅負中間包含了大量的、名目繁多的“費”，在有些地方，“費”的征收額甚至遠遠超過了國家的稅。但政府有關部門在統(tǒng)計稅負時卻只談稅不談費，數(shù)據(jù)來源不一樣，得出的結論肯定不一樣，當然也就無法得到民眾的認同了。
其次，民眾在稅負收支上缺少發(fā)言權，公共財政未必都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據(jù)《學習時報》報道，我國的“三公”消費，即公車費用、公款吃喝、公費旅游每年高達9千億元，幾乎相當于財政收入的20%.作為納稅者的民眾，雖然反應強烈，但卻缺乏有效手段監(jiān)督和制約。
其三，民眾工資的增長幅度與稅負的增長不成比例。近年來，政府稅收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長，而從1990年到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卻從53.4%降至41.4%，大幅下降了12個百分點。
其四，本應由財政負擔的費用，卻大量地轉(zhuǎn)移給了民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壓在普通百姓身上的三大民生問題：教育、醫(yī)療和住房。教育投入明顯過低，醫(yī)療公平度排在世界后幾位，政府從土地使用權出讓中獲取大筆資金的同時，也推動了房地產(chǎn)市場價格的持續(xù)上揚，許多人只好望房興嘆。
因此，老百姓評價稅負水平高不高，正如一篇評論所說，不僅在乎實際繳納了多少錢，更在乎政府如何使用這筆錢，如果他們對使用結果表示滿意，基本上不會視稅負為重擔；如果他們覺得政府使用不當，即便大幅度降低稅率，他們一樣會覺得稅負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