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特大地震仍然余波不斷,面對救災的千頭萬緒,重建的統(tǒng)籌紛爭,我們無法繞過一個嚴峻事實:這場特大地震改變了2008年中國社會經濟的常態(tài)運行,加重了因持續(xù)通脹而給億萬公眾及投資者帶來的不確定風險,我們需要更恰當地應對。
我們已知,本輪中國經濟通脹壓力加大,主要源于農產品(愛股,行情,資訊)和食品價格上漲,推動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所致,也與多年來實施積極貨幣政策引發(fā)的流動性泛濫有關。因此在治理通脹時,中國人民銀行明確選擇貨幣政策從緊,自去年至今連續(xù)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并多次加息?上膶嶋H效果看,單純貨幣手段并非治理通脹的靈丹妙藥。
由此,我們高度關注其他治理通脹的有效措施。我們應當記得,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那個重要研究發(fā)現:“通貨膨脹本身就是一種無須立法的稅收。”那么,財稅政策如何優(yōu)化,個人所得稅稅制結構可否調整,個稅起征點能否大幅調高?這都值得仔細掂量。因為我們需要增加納稅人的可支配收入,更現實地藏富于民,避免出現通脹和稅收雙重擠壓公眾利益的更壞局面。
特別是在汶川地震之后,6萬多人失去生命,400多萬人損失財產。他們需要政府在公共建設、稅收減免等方面的實質性幫助,公眾還會發(fā)出托馬斯·杰弗遜當年的追問:“稅收是否與個人每年分享的數額相稱?”我們要預計到,雖然災區(qū)實行嚴厲價格管制,但其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今年很可能大幅上揚,進一步加大通脹壓力,我們要繼續(xù)高舉貨幣從緊大棒嗎?
當務之急,不妨從大幅提高個稅起征點開始,逐步優(yōu)化個稅稅制結構,讓公眾和納稅人感受到政府關注居民實際收入的誠意,幫他們部分抵消持續(xù)通脹造成的心理恐慌和財富貶值。我們認為,如果充分估計此輪通脹預期,個稅起征點可考慮提高到4000元或5000元。
這將進一步縮小納稅人群規(guī)模,降低4000元或5000元以上收入者的納稅負擔,擴大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為切實拉動內需消費提供更扎實購買力。我們應當承認,面對持續(xù)高企的通脹預期,最沒有安全感的是中等收入者,F實地考慮大中城市居民的實際生活成本,2000元的個稅起征點,事實上讓相當多生活負擔較重的中等收入者背負著較高稅額。而由此給國家增加的個稅收入,顯然難脫過分取之于民、過多與民爭利、加深國富民窮之嫌疑。
因為通脹處于高處,當前居民實際收入增長回落。而個稅日益成為中國的較大稅種,稅收增長連續(xù)數年3倍于同期GDP增幅,2倍于同期居民收入增長。這種失衡反差,讓人想到路易十四財政大臣柯貝爾曾言:“征稅的藝術,是盡可能多地拔取鵝毛,而讓鵝的叫聲最小!钡缃裢浉咂竺裼性孤,震災所及路皆悲音。改革開放的初衷與歸宿,不是為國富民窮,而是要民富國強。中央明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其核心就是要讓最大多數人分享中國發(fā)展成果,而不是繼續(xù)勒緊公眾腰帶來充盈國庫。
當然我們理解,包括起征點調整在內的個稅稅制改革,有其結構復雜性和多方利益博弈,現行9級超額累進稅率短期內也難頻繁變動,全面結構性調整可能是個長期趨勢,欲速反而不達。但這并不能成為在個稅起征點調整等可作為問題上推諉猶疑的借口,說到底,是否大幅調高個稅起征點的實質,是政府愿不愿切實還利于民,愿不愿實現民富國強。
我們應當記得,今年3月1日個稅起征點從1600元提高到2000元,工薪階層納稅人數占全國職工人數比例,即從高達50%降至30%,足見即使400元的個稅起征點調整,也可以令億萬人受益。那么,將起征點大幅提高到4000元或5000元,必將惠及數千萬工薪納稅者,為此我們期待稅務部門和立法機構,更加關注公眾利益,開始新的個稅起征點的調整醞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