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將影響到準則制定的政治過程，并導致對市場有效性的懷疑和改變準則制定和研究的范式，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對其經濟后果的考慮不充分，影響到會計準則的有效性。

　　關鍵詞：會計準則；財務理論；新制度經濟學

　　一、會計準則經濟后果及其意義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說”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出現的一種現象。它是和“技術說”相對立的一種假說?！凹夹g說”把會計準則作為一種純客觀的技術性規(guī)范，它和自然科學的原理一樣，具有“真理”性，因而從具有真理性的理論體系中推導出來的會計準則也可以達到科學、有序和邏輯一致。從這一角度看會計準則，如果準則不能很好的規(guī)范企業(yè)的行為，只能是作為推理基礎的會計理論本身不完善，或者是推理過程出了問題。所謂經濟后果，按澤夫（1978）的理解，就是會計報告將影響企業(yè)、政府、工會、投資者和債權人的決策行為，這些個人或團體的行為又可能對其它團體的利益產生影響。簡單的說，就是不同的會計準則和不同的會計程序導致各個主體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澤夫還認為，經濟后果學說代表了會計思想的真正革命。“社會和經濟后果已成為當今會計的中心問題?！保煞?978）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應該說從會計出現以來就存在。只不過在資本市場出現以前，它的影響是很小的。只有隨著資本市場不斷擴展，現有的、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以及職工等等利益主體不斷增多時，經濟后果就顯得越來越突出。準則的出臺或變更都會引起利益相關方的關注。這樣準則就不再是一個純技術性的規(guī)范了。許多從理論上看似能夠導致“真實而公允”披露的會計準則，往往在施行之前由于各方的強烈反對而不得不妥協(xié)或者夭折。

　　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的意義十分深遠，筆者認為，它所代表的“會計思想的真正革命”，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導致準則的制定過程變成全體參與者博弈的政治過程

　　在資本市場出現以前，剩余索取權基本上歸物質資本所有者，管理者和職工得到的是固定收入。會計準則及其變遷的后果，影響的主要是物質資本所有者和國家的利益。但國家天生具有暴力優(yōu)勢，如果稅收降低到不能滿足需要時，國家會提高稅率加重征收。所以準則所產生的經濟影響是有限的。當資本市場出現后，企業(yè)不再只是物質資本所有者的企業(yè)了。企業(yè)是一組契約的連接體。成千上萬的投資者、力量愈來愈強的管理者、不同渠道的債權人、員工、消費者等等都成為平等的簽約主體。這樣準則就成為決定他們利益的“游戲規(guī)則”，或者說，會計準則本身也是一個與參與各方利益相關的契約。就是說，即使某個主體根據企業(yè)的契約擁有較大比例的索取權，但不同的會計準則可能使他所擁有的實際收益“縮水”。所以他們在企業(yè)所獲得的利益，不僅取決于各主體之間討價還價所達成的契約，而且也依賴于作為計量規(guī)則的會計準則這個“契約”。由于通過契約連接起來的主體眾多，所以準則的出臺和變遷，都會引起眾多人的關注。各利益集團都會在準則出臺或者變遷之前，針對自己的利益變動情況，采取相應的行動。所以，準則的制定就變成了一個利益相關者相互博弈的政治過程。

　　2 會計準則經濟后果的出現，引發(fā)了對資本市場有效性的質疑，對此問題的深入認識，又可加深對會計準則本質的理解

　　一般說來，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與有效市場理論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根據有效市場理論，在一個半強式有效市場中，投資者能識別不影響現金流量的不同會計方法的差異，并能進行調整。所以管理當局會計方法的選擇不能有效的影響資本市場。即不影響現金流量的會計準則的變動不會引起股價的變動。既然這樣，會計準則的變更不應該引起有關各方的反應。但實際情況卻與此相反。是有效市場理論不成立嗎？不是。那又是為什么？從委托代理理論的角度可以部分的解釋這種原因。管理當局與股東及債權人之間有許多以會計數字為基礎的合同，如債務條款、報酬契約，這些合同具有剛性。準則變動就有可能造成違約。或者隨著會計準則變更，管理當局雖然可以與各方就合同重新談判，但那是交易成本極高的過程。所以剛性的合同使得管理當局對會計準則的變更非常敏感。

　　但在資本市場上，除了剛性合同這一原因外，還有更深刻的原因使各方對會計準則的變更變得敏感。筆者試圖從行為財務理論的角度來理解這一問題實質。

　　行為財務理論是從研究具體人的行為特征出發(fā)，來研究人的行為對經濟系統(tǒng)的影響的。行為財務理論認為，人的實際投資決策并不是理性的，所以人們的決策過程并不很好的遵守最優(yōu)決策模型。DeLong，Sheleifer，Sumers（1990）研究表明在某些情況下，非理性投資者實際上可以獲得比理性投資者更高的收益。行為財務方面的許多實證研究結果對有效市場假說提出了挑戰(zhàn)。如“小公司一月現象”，“星期一現象”以及“反向投資策略”。這些都是與有效市場假說相矛盾的。只能從投資者的非理性行為中得到解釋。行為財務理論發(fā)現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常表現以下心理特點：過分自信、非貝葉斯均衡、回避損失和“心理”會計、心理定式、減少后悔和推卸責任，而其中的心理定式和非貝葉斯均衡能較好的解釋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的現象。

　　現代財務理論的最優(yōu)決策模型要求投資者按照貝葉斯均衡修正自己的判斷并對未來進行預測。但心理學研究發(fā)現，人們在決策過程中并不是按照貝葉斯規(guī)律不斷修正自己的預測概率的。他們對事件的背景信息（基礎信息）重視不夠，而對最近發(fā)生的事件和自己的最新經驗給予更多的權重，從而導致人們在決策和做判斷時過分看重近期事件的影響。這樣投資者即使調整兩種不同方法無需成本，但他們更依賴近期報告的數字，而對替代的會計準則所產生的結果，即所謂的基礎信息就不夠重視。心理定式是指對同一問題的不同構架將會影響人們對它的判斷。例如同樣的現金流量，卻有兩種不同的會計程序表示方法，投資者的心理定式決定了他們對不同的會計方法表示的相同的現金流量做出不同的決策判斷，從而影響股價。行為財務的研究結果，筆者并不認為是對有效市場理論的否定。資本市場從信息的報告和吸收，到投資者的投資決策的整個過程，反映出整個市場是有效率的。在某種情況的某些因素作用下，投資者可能出現非理性行為，這是人類行為在特定條件下或者特定時期所出現的一種現象。但從總體上看整個市場還是有效的。它的意義不在于對有效市場假說的否定，而在于一些與市場矛盾的異?，F象可以從這一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釋。正是由于人的心理及思維方面有這些特點，使得管理當局對即使不影響現金流量的會計準則的變更也十分關注。如果會計準則的變更，導致較低盈利數字或者使盈利處于波動之中，即使不是由于公司的經濟波動，投資者的非理性行為也可能會導致公司股價的波動。所以由于純粹的會計準則的變更必然引起有關利益方的強烈反應。

　　筆者認為，行為財務理論對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提供了比較滿意的解釋。更重要的是，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方法論啟示：從行為人的心理、效用、感知和反應的角度而不是憑主觀的想象和推理來研究會計準則，往往更能反映出會計準則的經濟實質。這一研究范式導致了實證研究的興起，極大地推動了西方會計準則的建設進程。

　　3 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后果的特點，徹底改變了會計準則制定和研究的范式，使我們對會計準則有了全新的視角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讓我們首先來回顧經濟學從新古典到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變。在新古典經濟學里，信息完備、完全競爭、產品同質等等假設構成了其理論基礎。所以新古典的框架里，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結論都已經包含在這些假設里，即都可以從這些假設里推導出來。在新古典的世界里，確定性、線性均衡和最優(yōu)點成了必然的結果。新古典除了給我們描繪了一副美好的藍圖外，什么都沒提供，因為它離現實太遠了，只能是一個遙遠的烏托邦。以科斯交易費用為基礎的新制度經濟學，揭開了對新古典反叛的序幕。在新制度經濟學里，信息不對稱，企業(yè)各參與者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面對的世界充滿著不確定性，在這樣的世界里，一切都是參與個體在參與約束條件下博弈的結果，所以不存在必然的最優(yōu)和線性的均衡點。新古典是從假設中演繹出結論，而新制度經濟學是從具有不同偏好和心理預期的行為人的行動及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中來分析經濟系統(tǒng)的特征，用科斯（1972）的話就是“研究問題的直面方式”。這是和新古典完全相反的一種研究范式。

　　從新古典和新制度經濟學兩種不同的研究范式，可以看出會計準則的“技術觀”和“經濟后果觀”的本質差異。前者是從理論演繹出準則的研究范式。作為理論基石的推理前提是人們設定的會計目標，接下來的是由此而要求的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相關性、可靠性。這些都反應了人們一種良好的主觀愿望。再推下去，就會有公允價值是最佳的計量屬性、遞延法有助于最佳配比等等許多看上去非常科學的結論。這個研究的過程，筆者認為和新古典研究范式完全一樣，所推導出的結論同樣只是一副美好的藍圖。這一研究范式最大的問題是無視作為個體的人的行為。正如Georgescu-Roegen（1971）所說：“經濟組織中或組織與個人間發(fā)生的活動……并不是由根據規(guī)則利用給定手段達到目的的行動組成的現象?！谒猩鐣?，個人在不斷地追求占為己有的一切，正是對這一目的的追求使他成為經濟過程的一個真正主體?！毙轮贫冉洕鷮W正是從研究這樣“經濟過程中的一個真正主體”出發(fā)來研究問題。所以與此相同，對會計準則經濟后果的研究，預示著會計準則研究的新方向、新范式。它從“不斷地追求占為己有的一切”的經濟人的行為出發(fā)來研究準則。在這樣研究范式里，不存在最優(yōu)的點，只會有利益各方通過博弈達到的均衡解。所以由所有參與方進行博弈而形成的會計準則，才真正反應了經濟世界的本來面目，也才是最有解釋力的制度設計。這一過程說明了：隨著人們擁有知識的變化，隨著其計算方法的變化，決策過程也要發(fā)生變化。因此，從一個很小的前提集通過演繹推導來預測和描述人類經濟行為的企圖注定要失敗，并且已經失敗……（西蒙，1975）。

　　我們還可以從人類理性的局限性這一視角來理解“技術說”和“經濟后果說”的本質差異。哈耶克（1991）認為，人的理性在理解自身運作的能力方面有著邏輯上的局限。人類在有意識地設計和指導文明的制度方面有不可避免的認識局限。而理性主義認為，個人足以知道并能夠根據社會成員的偏好而考慮到建構社會制度所必需的境況的所有細節(jié)。哈耶克把這種觀點叫作“致命的自負”。在此認識的基礎上，他提出了“自生自發(fā)秩序”的概念。就是說，那些追求自己目的的個人之間發(fā)生的一種秩序，是人類行動的結果，但不是人類有意識設計的結果。在他看來，文明于偶然之中獲得的種種成就，是人類行動的結果，不是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是條理井然的人類智慧設計的產物。所以，由于面對復雜多變的世界，人類的理性不可避免的處于短缺狀態(tài)，因此不可能依靠人類的理性來設計和規(guī)劃制度和秩序。而只能靠行為人之間有機的自發(fā)的作用來形成制度和秩序。從哈耶克關于自發(fā)秩序的觀點來看會計準則的“技術說”和“經濟后果說”的差異，結論應該是不言而喻的。準則制定者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他的理性是處于一種不可及狀態(tài)，再加上如公共選擇理論所言，政府作為制定機構，也是以自身效用最大化為行動準繩，這樣設計出來的制度和秩序的局限性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會計準則的性質，也應該是經濟行為主體“行為的后果，但不是人類設計的結果?！彼怨P者認為，由所有參與者行動（博弈）而不是一廂情愿設計出來的準則，代表了未來會計準則發(fā)展的方向。

　　哈耶克對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否定理性本身，而是批判那種“知識的自命不凡”?！拔覀兯鲝埖模⒉皇且獜U棄理性，而是要對理性得到恰當的控制的領域進行理性考察”。所以他并不是贊成要放棄理性，而是認為理性的不完全，強調人的試錯、競爭等有機的進化機制。同樣道理，就像新古典經濟學仍然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參照系一樣，從理論演繹出來的會計準則，也是準則發(fā)展過程中一種參照系，可為準則的發(fā)展提供啟發(fā)、思考和靈感。所以準則的“技術說”，在準則發(fā)展過程中也有它的發(fā)展空間。只是不能無視它的不足而強行應用到復雜多變的經濟世界里，這樣就是一種“致命的自負”了。因此，在目前情況下，切實可行的準則發(fā)展模式應該是，以概念框架演繹出來的會計準則為基礎，再經過充分程序（duprocess），讓所有行為主體都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考慮經濟發(fā)展中行為人的心理、效用等因素，使準則既有理論基礎，又能反映復雜多變的經濟現實，做到有效、合理和切實可行，這樣的準則才有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二、關于我國會計準則經濟后果的思考

　　隨著資本市場的發(fā)展，我國會計準則無疑也具有很強的經濟后果。但從我國準則制定過程看，有兩個傾向值得注意。第一，我國準則制定機構，幾乎不考慮這種經濟后果。準則制定之前，雖然也在專業(yè)會計刊物《會計研究》上開辟“會計準則大家談”欄目，但實際參加討論的大多數是高校教師。椐吳聯(lián)生（2002）的統(tǒng)計，從1995到1997年該欄目的統(tǒng)計中，總共40篇討論文章，除有一篇是國家機關干部、一篇是會計師事務所的以外，剩下的38篇全部是高校教師的議論。與相關準則關系最密切的工商界卻幾乎無人關心準則的具體內容。而高校教師的“感想”大多是從理論到理論的議論，有些純粹是從字面上來辨析和自己的想象。這樣，準則的制定變成一個單向的一廂情愿的過程。至于像聽證會這樣的充分程序（duprocess），尚沒有進入制定機構的議事日程。所以制定的準則只能代表制定機構的主觀愿望，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制定者的自身效用。第二，管理當局、投資者等行為主體，對準則的經濟后果缺乏一個明確的認識，沒有形成一個自覺的有意識的行動。準則是會計理論與實際最接近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它的直接“消費”者也是企業(yè)，只所以沒有引起相關利益者的關注，原因很復雜，但我們認為，以下幾點可能是主要的：首先，以前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制定政策，企業(yè)照章執(zhí)行，這樣的思維定勢延續(xù)到今天，改變它尚需時日。再者，我國國有企業(yè)占主導地位，所有者虛位，使得缺乏信息需求的強大主體。所以即使出臺的準則對這一主體利益有損，也無人問津。另一方面，小股東分散，搭便車心理嚴重，無人關心新準則對他們利益的影響。相反管理者則會利用自己的地位優(yōu)勢，來“放大”準則的經濟后果。所以我們看到，當新準則影響企業(yè)上市、配股、管理者報酬，或者使公司變成ST、PT，管理當局的控制權受到影響時，他們就會千方百計地鉆準則的漏洞，或者采取粉飾、做假等消極行為。為了能蒙混過關，又威脅或拉攏審計等簽證機構，由此以圍繞準則的經濟后果而發(fā)生一系列違背市場基本規(guī)則的惡性循環(huán)行為。嚴重擾亂資本市場的秩序，降低資源配置的效率。

　　所以，深化會計準則經濟后果的認識，可以明確我國會計準則制定的方向，徹底改變那種救火式的被動的制定模式。筆者認為，我國會計準則應該從“研究問題的直面方式”出發(fā)，正視所有者缺位的現實，努力打造信息尋求主體，深入研究行為主體的心理、效用等因素，采取公開的全社會的“充分程序”，讓各利益主體充分表達他們的思想，再考慮經濟系統(tǒng)的復雜性、多變性，在此基礎上制定的會計準則，就有望做到可理解、可操作、可被接受。誠如此，準則就能夠有效的改善會計信息的質量，提高資本市場的運行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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