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財務理論吸收心理學、行為科學、決策科學等相關成果，注重對財務主體決策過程的探索，逐步發(fā)展成了一門新的學科———行為財務學。行為財務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給轉軌過程中的我國公司理財活動提供了理論指引，我國公司的理財活動也為行為金融理論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本文主要針對我國公司理財實踐中最典型的“異象”，借助已有的行為金融理論和心理實驗發(fā)現，解釋公司行為的“非理性”必然，尋找公司理財決策行為的合理性基點———制度基礎和市場依據。

　　「關鍵詞」行為財務學；公司理財；行為偏好

　　一、行為理財學研究的意義和要點

　　在實際財務決策中，人們常常發(fā)現財務決策者的種種行為“異象：公司的管理決策者往往在他們負有責任的失敗項目上投入比成功項目更多的錢（L.May，1988）；大多數公司決策是在群體環(huán)境下作出的，群體行為經常擴大個體錯誤（E.Russo，和P.Schoemaker，1989）；過度自信的財務主管可能會選擇一個負債比率過高而導致公司陷入財務困境的資本結構；過度悲觀的決策者，則會選擇一個過于保守的資本結構而喪失可能的發(fā)展機會；利潤操縱，包括粉飾報表、選擇披露和盈利的短期偏好等都是公司理財實踐中常見的行為表現。

　　根據現代財務理論模擬出的公司價值行為總是與現實財務實踐發(fā)生偏差，人們究其所以，發(fā)現在理財決策過程中把人抽象掉了。這里引用著名行為金融學家RichardThaler的一段話：“在金融學術研究和午夜新聞的報導中存在著有趣的對比。只要金融市場出現在新聞中，那么新聞報導中就充斥著人們進行各種瘋狂活動的畫面：……。與此相反，當我們閱讀標準的金融教科書時，比如說Brealey和Myers著名的《公司財務原理》，我們就會留下這樣的印象：金融市場幾乎沒有人類活動存在。如果公司部門和金融部門被機器人取代，那么我們在金融教科書中看到的幾乎不會有什么變化”。

　　行為理財學研究就是要把現實中有差異的人拉回到現代財務理論的研究框架中，行為財務已成為我們研究公司財務理論和實踐的一個新范式。行為理財的研究重點集中到以下幾個方面：（1）公司價值估計。行為財務理論認為，部分投資者因非理性或非標準偏好的驅使會做出非理性的行為，而且具有標準偏好的理性投資者無法全部抵消非理性投資者的資產需求?；诖耍琀ershShefrin和MeirStatman（1994）提出了行為資本資產定價理論（BCAPT），對傳統的CAPM進行調整。（2）公司融資決策與資本結構的決定。根據MM理論及其修正模型確定的公司最優(yōu)資本結構是在抽象掉公司行業(yè)特點和公司市場地位等諸多因素基礎上確立的，現實的財務決策結果就必然與理論測算結果存在偏差。公司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已被納入行為金融研究的框架之中。通過分析公司股票的市場價值表現，決策融資方式，選擇公司股票發(fā)行時機；通過研究財務決策中的個體行為和群體行為模式，構建公司融資決策的理論模型成為行為金融學致力解決的問題。（3）投融資者個體行為研究。行為金融學從心理學和行為認知學角度對投資者產生理性偏差的原因作了研究。行為金融學借助這些行為研究成果對證券市場中出現的種種“異像”進行系統性的解釋。（4）公司理財中的投資策略。利用行為金融理論中所揭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系統性地戰(zhàn)勝市場，實現對資產的有效管理。在中國進行行為理財研究具有獨特的土壤和現實意義。第一，財務學是一門研究財務主體選擇的科學。社會經濟、文化和個性的差異已被證實是影響財務主體決策的因素，在財務國際化的大趨勢下，對決策者行為的本土化研究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在我國轉軌經濟形態(tài)下，政府的影響力滲透到經濟的各個層面；政府決策滲透下的企業(yè)理財決策、個人行為選擇必然遵循獨特的行為軌跡。中國當代行為財務必須注重從政府行為、資本市場條件和投資者心理特征等方面來分析財務問題，以更好地解釋和預測財務主體的實際行為。第二，中國的市場參與者的行為具有廣泛的、典型的“非理性”表現。這一低效率市場可以為行為財務的理論研究提供豐富的研究素材。相對于成熟市場，在中國的新興市場出現的“異像”及其表現有它的獨特性，基于新興市場的行為財務研究必將豐富和促進行為金融的發(fā)展。第三，在中國進行行為財務理論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內在驅動力。行為財務的實踐意義在于它提供了一種針對決策者非完全理性和非完全市場的投資操作策略。研究行為理財策略對中國廣大企業(yè)，特別是上市公司和證券市場中廣大投資者無疑具有重大價值。

　　二、對我國典型理財行為決策偏差的分析

　?。ㄒ唬┕衫嚓P和公司股利政策中的股票股利偏好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分紅主要采用的是派現和送股這兩種形式。這兩種方式對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是不同的：派現使公司的資產和所有者權益同時減少，股東手中的現金增加；送股使流通在外的股份數增加，每股賬面價值和每股收益同比例下降，同時公司賬面上的未分配利潤減少，股本增加。根據經典金融理論，投資者對紅利和資本利得無偏好差異。在不考慮稅收與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公司保留盈余增加，意味著公司有較大的擴張潛力，公司股價上升，投資者隨時可以通過賣出股票自制“紅利”。

　　事實上，投資者偏愛現金紅利。行為金融學的分析認為，在行為人進行決策的時候，是無意識地把一項決策放入不同的心理賬戶分別管理：一部分是風險低的投資，用來規(guī)避貧窮；另一部分是風險較高的投資，用來一朝致富。投資者在進行決策時，往往一次只考慮一個心理賬戶，實施“分離決策”。心理學研究結果顯示，人們對不同行為選擇下的行為結果會產生不同的感受，這就是遺憾理論（也稱后悔理論）。后悔總是和責任相連的，而責任來源于選擇。買賣股票是一種重大的抉擇，自然可能導致重大的遺憾。而等待分紅是一種不必選擇的選擇，自然遺憾較少。投資者偏愛現金紅利由行為金融理論給予了很好的解釋。與此同時，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股利政策有信號揭示的作用?，F金紅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企業(yè)即期和未來經營狀況的指示器。盈利能力是公司選擇現金股利的前提，投資者的“理性”告訴他們，現金紅利是真正的現金流出，沒有一定盈利能力和足夠現金的公司是不可能發(fā)放的。其他的分紅方式不需要企業(yè)資金的流出，上市公司可以通過更改會計政策等手段，在公司實際經營情況沒有改變的情況下虛增企業(yè)利潤，然后通過賬面上的處理，向股東“分紅”，所以其他分紅方式所能反映的信息不如現金紅利那么可靠。有研究人員對滬市上市公司1998、1999年度以及2000年度中期的分配政策與公司經營業(yè)績之間的關系進行的實證分析發(fā)現，1998年采取派現分配政策的公司在當年及此后幾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和凈利潤增長率都顯著高于不派現的公司（傅繼波等，2002）。米勒認為與其說投資者重視分紅，莫如說投資者更為關注分紅政策信息里所包含的內涵和信號。清楚內情的公司經理人制訂的分紅政策反映了他們對公司未來的預期和信心；對不知內情的股東來說，披露的分紅方案則是一種可以解讀的信號。

　　我國的上市公司在確定股息政策時，更加偏愛紅股派送。為什么選擇送紅股呢？有以下幾種可能：首先，送紅股固然不會增加股票的內在價值，但是對股東來說將收益作為本金留存公司是一種再投資行為。只要公司經營長線看好，股票紅利就很誘人。其次，從市場評價來看，送股題材相當吸引人。大劑量送股后每股收益被稀釋，為了填補每股盈利的缺口，給公司經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據信息理論，大劑量送股給市場這樣一個信號：公司對盈利增長有信心。再次，公司紅股決策最直接的動因還是為了更多地圈錢。比如承銷商會建議某些小盤股，先送紅股將盤子做大，然后配股，這樣配股價不致太高，還可以多圈錢。最后，送股還有避稅、沒有交易成本等優(yōu)點。

　?。ǘ┤谫Y決策中的權益融資偏好

　　現代財務理論主張，相同資產類型、經營風險和稅負的公司應有大致相同的最優(yōu)資本結構。20世紀60年代，許多學者從公司融資行為的實際考察發(fā)現，企業(yè)一般遵從先內后外，先股后債的融資順序。但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經理人占有更多的關于企業(yè)經營和發(fā)展的信息，當公司未來發(fā)展前景十分看好時，公司發(fā)行普通股后市場股價上漲，新股東坐享其成，老股東被挖走一大塊既得利益。當公司舉債融資時，老股東獨享企業(yè)價值增值的全部利益。所以當公司發(fā)展前景看好時，公司管理層將傾向于更多的負債而盡量避免發(fā)行新股；當公司經營境況和前景不好時，企業(yè)更傾向于股權融資，使新老股東分攤可能的損失。投資者在獲知公司將發(fā)行新股時，會把這個信息看成是壞消息而拋售股票，引起股價下跌，公司融資成本增大。

　　我國企業(yè)具有極端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這種融資行為選擇有較強的制度性依據和市場發(fā)展階段的必然。第一，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的發(fā)展失衡，相對于債券融資，股票融資有較少的制度約束。有資料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內源融資比例非常低，那些“未分配利潤為負”的上市公司幾乎完全依賴外源融資。在外源融資中，股權融資所占比重平均超過了50%.2000年企業(yè)債券發(fā)行額只相當于A股籌資額的8.48%.債權市場的流動性差，截至2001年8月，我國境內上市公司家數已達1151家，流通股份為1273.36億股，而在交易所債券市場上掛牌交易的企業(yè)債券僅有12個，發(fā)債主體6家，日成交金額平均不足5000萬元（國信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課題組，2002）。企業(yè)在資本市場上的融資結構失衡，直接加大了企業(yè)融資的成本和難度。因無法進行債權融資，股權融資就成為大多數企業(yè)直接融資的“獨木橋”。事實上，無論是各級政府，還是上市公司，都把上市作為一種籌集低成本資金的來源來使用，這是我國長期以來外延數量型經濟和國有企業(yè)“賴賬機制”所帶來的必然的公司融資選擇。所以，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產權制度的體制深化是規(guī)范上市公司融資行為的必然選擇。第二，制度設計缺陷。我國上市公司中三分之二非流通的國有股和法人股股東擁有決定權、表決權、資金支配權，但國有股不能流通，其價值一般以凈資產多少來衡量。一般地，增發(fā)價高于凈資產價，增發(fā)新股后將顯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每股凈資產，處于控股地位的非流通股大股東是最大的受益者。增發(fā)后，非流通的國有股和法人股股東的股權迅速增值，可支配資金數額大增，二級市場的價格波動對非流通股東的利益也不產生影響。這樣的制度機制激勵上市公司追求股本擴張，而忽視擴容資金的收益率。第三，管理制度缺陷。我國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問題是人們長期關注的問題，在留存利潤較少的情況下，企業(yè)競相爭取配股資格。由于會計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上市公司有可能為了獲得配股資格而粉飾利潤。更有甚者，一些上市公司通過編造虛假財務指標、作假賬、編制假報表來蒙騙股東和監(jiān)管機構。目前我國證券市場信息披露制度還不完善，廣大中小股東無法了解公司經營的真實狀況，也就不可能對配股資金的使用效率做出合理的判斷。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的協調發(fā)展是企業(yè)多渠道、低成本籌集資金的市場基礎，也是平衡債權約束和股權約束、形成有效企業(yè)治理結構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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