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優(yōu)劣如何檢測，對此現(xiàn)代經濟學給予了明確的回答，這就是看哪種制度最有效率。用效率來檢測制度，這似乎無可置疑。但對這樣一個普遍認可的觀點，美國經濟學家布羅姆利卻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效率本身是由制度規(guī)定的，什么才算有效率并沒有一個完全統(tǒng)一的看法，在一種制度下認為有效率，在另一種制度下就可能認為沒有效率。所以用效率來檢測制度，最終會歸結為用一種制度來檢測另一種制度，這樣就很難有一個大家認可的共同標準。

　　那么，制度是如何對效率進行規(guī)定的呢？這就是在效率形成之前，制度已經確定了成本的計算范圍，一項活動成本的計算落圍寬，成本支付就多，這項活動的效率相對就小。反之，一項活動的成本計算范圍小，效率自然就會高。如果兒子用父親的錢可以不要還，那比起用別人的錢來效率自然就高得多。這樣的例子在社會中比比皆是，如果制度允許化工廠向農田排放污水，工廠就不要支付賠償費，企業(yè)的經濟效率就高，如果制度不允許化工廠排放污水，企業(yè)的效率就低，所以對同一項活動在不同的制度下會出現(xiàn)不同的效率。

　　這樣又回到了制度本身，如果制度安排可以將某些成本不予計算，實質是說這些受損害的經濟主體的利益不受這個制度的保護范圍，這就是制度的非中性，既然制度不是中性的，那么由此決定的效率也具有非中性特征，一項事情給一部分人帶來利益的同時，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則可能受損，這樣同樣一件事情前者會認為有效率后者卻認為沒有效率。這一般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對不同集團的利益區(qū)別對待;這就是一項事情給二個集團造成了損失，而制度規(guī)定給一個集團的損失進行補償卻不給另一個集團的損失進行補償，這在現(xiàn)實生活中被稱為雙重標準。第二種情況是，對現(xiàn)代人的損失進行補償，而對未來人、對還未出生的人的損失不進行補償，現(xiàn)代人在未來人不在場的情況下用制度剝奪未來人的權益，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就具有這方面的特征。第三種情況是，對個人的損失記入成本，并進行補償，而對國家、對社會的損失不記入成本，不給予補償。這種情況比較明顯的是政績工程，如果一項事情是上級要求要做的，那么下級就可以不顧成本，只要這項事情按上級的要求完成了就算有效率，一般情況下，只要你任務完成了至于采取了何種手段上級也不會過問。

　　用效率來檢測制度，這種方法有兩個特點：一是按制度的要求來設定目標，制度上規(guī)定有效率的就去做，制度上認為無效率的就不會去做。例如，制度規(guī)定教育的效率主要以升學率為目標，那么其他目標就不會受到重視。制度規(guī)定企業(yè)改革的效率是企業(yè)民營化的速度和程度，那么國有資產的損失就不會有人心疼。二是依據制度合法轉嫁成本；一種制度總是要規(guī)定哪些允許哪些不允許，而為了提高效率企業(yè)可以在制度允許的前提下將成本轉嫁給他人，這是經濟主體最常用的方法。只要制度沒有硬性規(guī)定一定要為職工購買保險，企業(yè)就不會主動支付這筆費用。在我國改革過程中，轉嫁成本是地方政府最常用的方法，無論企業(yè)改制、城鎮(zhèn)化建設、政府機構改革，只要將成本轉嫁出去，效率就會顯示出來，而做為成本轉嫁的對象主要是國家、普通勞動者和下任政府官員和下任企業(yè)領導。

　　在我國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如干群關系、國有資產流失、國企職工的非正常失業(yè)、環(huán)境污染等，這些無不與用效率檢測制度有關。一種方案無論有多大意見分歧，只要統(tǒng)計上顯示有效率，馬上就可把人的嘴阻住。據稱“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這是市場經濟的一條鐵律，誰對此表示質疑，誰就是否定改革。

　　為什么人們對效率檢測制度如此堅信不移，這主要是盡管布羅姆利等人指出了效率是由制度規(guī)定的，但他卻并沒有進一步說明制度與效率究竟有什么不同。我們知道，制度是一種公共品，效率是經濟主體配置資源的效果，在經濟學上，效率是經濟主體的自我檢測標準，或是他人(如政府)檢測企業(yè)的標準。經濟主體在采取一項活動之前，首先要考慮的是資源投入的效益如何，究竟外人是否承受了成本，他不必為此操心。但一項公共制度調節(jié)的是整個社會，公平性是制度的基本特征，如果一項制度的實施只顧經濟效益而不管社會成本，那么這項制度也就成了私人物品，其公共性就會受到質疑。所以，用來證明經濟主體資源配置狀況的效率是不能用來檢測公共制度的優(yōu)劣的，因為部分人的偏好不能代替整個社會的偏好，只有體現(xiàn)社會整體偏好的制度才是公共制度，這就是不能用效率檢測制度的根本原因。

　　那么制度的優(yōu)劣應該用什么來檢測呢?我認為應該用成本，用社會或公民的受損程度來評價制度的優(yōu)劣。有人可能會說，效率與成本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用哪一個來檢測還不是一回事，但你只要仔細一推敲，就會明白這不是一回事。因為用效率來評價，一般反映的是制度受益方的態(tài)度，而用受損程度來評價，則更多的反映出受損方的態(tài)度，而一旦受損方的利益受到了重視，那么制度的受益方自然不會受到忽視。這就是說，以成本做為檢測制度的標準，這就既考慮了受益者的利益，同時也考慮了受損者的利益。如果一項制度的總成本超過了總收益，這項制度的實施就值得懷疑，這時盡管個別集團如何強調有效率，這樣的制度也難得到推行。而如果用效率來檢測，人們就可能為了自己或個別集團的利益隱瞞成本，夸大收益，造成制度適宜的虛假現(xiàn)象，這時并不適宜的制度反而被當做優(yōu)勢制度來推行?？傊?，只要將人們受損的狀況普遍注意到了，這樣的制度才能顯示其公共屬性，才能在社會上有較高的認可度，制度的實施成本就會降低，制度將易于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