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我國的稅制改革進入了快行道，政府在出口退稅、農業(yè)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消費稅等各種稅種上先后都進行了改革。利息稅雖然是一個小稅種，但由于牽涉到千千萬萬個普通百姓切身利益，其改革的動向引起了人們廣泛關注。
在目前的情況下，對所有的儲戶一視同仁地征收20%的利息稅，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相對最大的恰好是收入最低的儲戶，損失最小的反而是高收入階層。客觀上，這種稅制起到的是一種拉大收入差距的逆調節(jié)作用。
作為個人所得稅分類征收的一個稅種，利息稅則應該是在居民確實具有了利息收入時才征收。近幾年來，隨著國民經濟的高漲，物價在前期幾乎零增長的基礎上出現了明顯的上升。2004年，我國消費物價上漲3.9%，高出全年平均利率1.9個百分點。2005年情況稍微好了點，但是，考慮到物價籃設置的不合理，許多物價上升較快的商品并沒有列入物價籃子里，2005年居民的存款收益應該還是為負。這也就難怪，一些老百姓會把目前的利息稅稱為“霸道”的利息稅。
從經濟政策學角度上講，一項具體的政策在實施了一段時期之后就必須進行評估。首先，要看它與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總體取向是否一致；其次，看它的作用是否有效。在評估的基礎上，做出具體政策順延、調整或者終止的決定。
很顯然，利息稅從表面看與促進內需的方向是保持了一致，但實踐表明由于配套改革沒有到位，執(zhí)行的結果適得其反。與此同時，由于在“十一五”時期，除了促進內需之外，我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還有一個更高層次的政策取向，那就是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F行的利息稅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因而繼續(xù)順延是沒有道理的。
那么，未來的利息稅是取消，還是調整？如果調整，又如何調整？目前，有關部門正在就此問題進行研究，以下對此發(fā)表一點個人的看法。
在對備選政策選擇時，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進行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不少人想當然地認為，將利息稅一消了之，成本最低。但事實上事情并非如此簡單。與一般的具體經濟政策相比，利息稅具有自己非常鮮明的特征，那就是長期性和穩(wěn)定性。許多具體經濟政策可能因為時過境遷，永遠消失了。但只要儲蓄存在，利息稅從長遠看就不可能“一消了之”。
取消利息稅帶來的成本至少有三點：一是損失了每年相對穩(wěn)定、而且不斷增長的財政收入；二是財政部必須因此不得不對未來財政收支重新進行調整；三是由于帶來征收空白地，給未來完善稅制制造了障礙。
正因為如此，簡單地取消利息稅并非明智之舉。利息稅本身并沒有錯，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開征此稅。錯只錯在：一是起點太低，實際上是零起點；二是簡單的“一刀切”，沒有體現“多收入者，多交稅”的原則。至于負利率引起的“劫貧濟富”問題實際上與利息稅無關，它只能通過利率水平的調整來解決。況且，由于今年物價水平存在持續(xù)平穩(wěn)下跌的趨勢，負利率的問題基本上將因此自動消失。
針對上述弊端，利息稅稅制實際上可以從以下兩個方向入手：一是像個人工資所得稅一樣提高起征點，以避免中低收入利益受損。二是與國際慣例接軌，實施稅收累進制，根據居民存款的多少，進行分檔，儲蓄越多，稅率越高。
我國儲蓄已經實施實名制，實施利息稅累進制并不存在任何技術上障礙，不需要付出任何額外成本，完全可以先行一步。這樣做的好處在于：一是可以繼續(xù)籌集部分財政收入，容易獲得財政部門的支持；二是可以起到它本該起到的、調節(jié)個人收入差距的作用；三是為未來個人所得稅的最終推向綜合賬戶累進制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四是將有效地分流富人儲蓄，促使他們加大消費或者投資。
當然，實施利息稅累進制，我們也需要注意幾個問題。一是每檔的差距不能過大，以至于富人儲蓄分流過猛，給銀行流動性帶來問題；二是平均稅率不能提高太多，具體的稅率升幅應該建立在對資本外逃成本的精確計算上，以免出現資金外逃傾向。
此前，有人提出將把征收起點提高到50萬元，并把目前的20%稅率提高到50%.此建議有些操之過急。筆者以為，征收起點先提到20萬元，并把目前的20%稅率最高提到35%左右，比較適宜，以后再視情況逐步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