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參考國外的實際情況，還是追溯我國已有的歷史事例，或者從法律條文解釋等角度著眼，我國進行房地產稅立法都正當其時，而且有著充分的依據(jù)。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但有學者認為，國外開征房產稅的國家是土地私有制，對國有土地上的房產征稅，法理上說不通。我們認為，這種觀點不能成立，進行房地產稅立法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據(jù)。

第一，從國外的情況來看，不能證明只有土地私有才可以征收房地產稅。國外的土地不都是私有的，例如，英國有多種形式的公有土地，這些公有土地可以通過規(guī)范的交易，形成土地使用權，有的使用期限長達999年，實際上公有的終極所有權已經被虛化了。但不論是公有土地還是私有土地，英國都要征收房產稅（英國稱市政稅）。又如，我國香港地區(qū)土地的政府所有制（屬于土地公有制范疇）嚴格限制了土地所有權的轉讓，與內地情況類似。香港政府通過土地契約將不同期限的土地使用權批租給受讓人，受讓人通過承租取得規(guī)定期限內的土地使用權，并向香港政府一次性交納規(guī)定期限內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香港在收取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后，再按香港現(xiàn)行房地產稅（差響稅）制度在房產持有階段征收。

第二，這一理論問題在1983年對國有企業(yè)開征所得稅時已經解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受前蘇聯(lián)“非稅論”影響，在1978年以前的20多年里，把所有制差別作為判定稅收能否存在的標準，認為國家不能向自己征稅（指所得稅，流轉稅作為價格的附加除外），從根本上否認國家對國有企業(yè)征稅的客觀性和必然性。1983年，對國有企業(yè)實行第一步利改稅，規(guī)定盈利的國有大中型企業(yè)根據(jù)實現(xiàn)的利潤，按5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其理論根據(jù)是：國家具有雙重身份和雙重職能，首先可以作為社會管理者依據(jù)稅法向國有企業(yè)征收所得稅，然后可以作為國有企業(yè)所有者參與企業(yè)稅后利潤分配。這即是說：征稅與所有權無關。

第三，按1986年國務院發(fā)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房產稅暫行條例》規(guī)定，對營業(yè)用房地產是要征收房產稅的，這既包括民營企業(yè)也包括國有企業(yè)，即擁有國有房地產的國有企業(yè)也是房產稅的納稅人。這清楚地表明，自房產稅條例生效以來，房地產的國有制早已不是征收房產稅的障礙。至于對“個人所有非營業(yè)用的房產”實行免稅，但免稅并沒有否定持有房產的個人是房產稅的納稅人，并且，免稅的規(guī)定是可以修改的。

第四，關鍵是要正確理解國有產權。產權，包括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使用權是可以轉讓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有房地產市場，城市國有土地可以拍賣，這里拍賣（轉讓）的是一定時期的土地的使用權，比如70年，這就是說，在此期間內，實質上產權發(fā)生了變動，購買房屋的居民對房產（包括土地）具有所有權。

第五，土地使用權作為“用益物權”，完全可以作為征稅的標的物。用益物權，是物權的一種，是指非所有人對他人之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權利。我國物權法明確規(guī)定：“用益物權人是對他人所有的不動產或動產，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權利”�？梢�，從法律的意義上講，國有土地的使用權是物權中用益物權的一種，居民在一定期限內可以占用和使用，并且未來通過交易可以實現(xiàn)增殖的收益，這種權利有排他性，因此完全可以作為征稅的標的物，這在法理上是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