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立法要追求最大公約數(shù)

內容摘要：直接稅并不會把“富”趕走，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關鍵的因素是建立完善的財稅制度，并在信息公開透明化上有值得公眾認可的進步。

在現(xiàn)代文明的語境里，現(xiàn)代社會的任何經濟體、官方主體都認可稅收必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過，這并不等于可以相對順利地把這個理念和實際對接。

稅收有“抽肥補瘦”效應，但實際生活中，大家會意識到，在開放條件下、統(tǒng)一市場里，納稅人有“用腳投票”的空間，這一空間的收攏或打開，都伴隨著“抽肥補瘦”如何留住富人這一問題。

我不認為現(xiàn)在討論的直接稅——比如說房地產稅、遺產增值稅——會把“富”趕走。

發(fā)達經濟體有很嚴格的遺產稅。美國在2011年爭議了一年以后，將遺產稅提高到他們認為合理的狀態(tài)。如果富人想去美國、英國、歐洲，那就面臨著比中國更高的稅賦。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關鍵的因素是稅收法定原則，它是工薪體系、合法稅收運轉的關鍵因素。

不過，就當下而言，我國人大立法的客觀需要和實際能力并不匹配。眾所周知，《預算法》的修訂跨越了兩屆政府，雖然最終取得了時代的成就，但也難免留下了一些遺憾。

所以，我們應該對稅收立法寄予更大的期望。

如何讓人大代表所代表的公眾聲音經過理性的過濾后，充分地進入立法過程，在具體實踐中將十分具有挑戰(zhàn)性。雖然現(xiàn)在國家在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框架下，已經將全面依法治國作為治理綱領，有了清晰的法制邏輯。

這些年來，大眾納稅人在政府用稅、征稅的公開透明化意識上有著顯著的提升。他們要求了解政府的錢從哪里來、用到哪里去。但是，實際情況中，信息披露的滯后，已經跟不上納稅人的要求。

可以知道的是，如果政府在財稅制度的建立過程中，沒有在信息公開透明化上有值得公眾認可的進步，那么，公眾誠信納稅這一文化氛圍的培育就無從談起。公眾納稅和政府公開，在財稅制度的建立中是相輔相成、共同推進的。

但是，走向現(xiàn)代國家、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代文明，我們顯然不能用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簡單規(guī)則來解決公共資源配置的問題。比如在稅收上，就不可能簡單地按照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來處理事情——以當下的情況而言，多數(shù)人都會認為許多稅費應該取消。

只有我們將走向偉大民族復興的政治文明、公民素質、社會和諧、公權體系等要素綜合在一起，通過理性的立法過程，形成最大公約數(shù)，把各種利益集團的訴求盡可能地、最大包容限度地以規(guī)則的形式進行確認，才能夠更好的推進財稅體制建設，才能夠留住被“抽肥”的富人，才能夠在保護整個社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保護富人的長遠利益，才能夠讓富人在更多地給國庫做貢獻的同時，減少他們的擔憂。

只有當納稅人履行納稅義務的同時，能夠監(jiān)督政府、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享受穩(wěn)定的生活，才能夠真正地做到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沖破利益藩籬，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清晰稅收的邏輯，才能夠打贏全面改革的攻堅戰(zhàn)。